郑孝胥书法赏识,纵然她不当汉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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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在世时,其书法的酬金之高,特别罕见。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《词源》,他题书名2个字收润笔费500两白银;为商务印书馆题写5个字的馆名,索银1万两。

    
现在“交通银行”四个字是由已四十八岁的郑孝胥提写的,这年龄对过去的文人而言,正是学问思想和艺术水准都臻于成熟稳定的高峰期,此时的郑氏书法,似还没有晚年的书风那样夸张而带有习气,写得笔法开张,骨力清奇,虽历经百年也毫无逊色。民国前后,郑孝胥的书法可谓红极一时,当年请他题匾或报刊题头还真不少,后因其沦为伪满洲国的汉奸,时人避之扰恐不及,以致牌匾纷纷被更换或铲除,所以市面其书渐不多见矣,而这“交通银行”四个字,也算是留存极少的几颗“硕果”了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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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发行的郑孝胥照片明信片,1934年。

   
1923年时,由陈宝琛引荐郑孝胥入故宫,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与顾问,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,被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。翌年,溥仪取消帝号,迁出故宫,郑孝胥与日本人密谋,帮助其辗转入日本使馆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与日本方面也多有接触,致力于溥仪的复辟。不久,随溥仪赴东北,投入日军怀抱,卖国求荣,当了汉奸,为人所不齿。他过去的好友,如陈衍、昌广生等,都于其绝交。郑孝胥后来反对日本方面对满洲国的压制;1938年于新京(今长春)过世,予谥襄勤。4月,满洲国予以国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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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郑孝胥不甘寂寞,终致晚年立身一败,真让人不得不生出“卿本佳人,奈何作贼”之慨叹。虽然晚节不保的郑孝胥,但在书法艺术上是不能否认其地位的。郑孝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曾有如下预言:“大清亡于共和,共和亡于共产,共产亡于共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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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(1860年5月2日-1938年3月28日),字苏龛,号海藏,近代著名政治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福建闽候人。清光绪八年(1882)举人,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,安徽、广东按察使,湖南布政使等。他是清朝的改革派政治家,也是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,后出任满洲国国务总理。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。1932年任伪满州国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。1935年下台。书法工楷、隶,尤善楷书,取径欧阳询及苏轼,而得力于北魏碑版。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。为诗坛“同光体”倡导者之一。

若是安心于在上海做寓公,郑孝胥无疑将会流芳百世。但是,他却晚节不保,毁了自己一世英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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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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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4

郑孝胥,字苏戡,号海藏,人称“郑海藏”,祖籍福建省闽侯县。近代政治人物、书法家。清光绪八年举人,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,安徽广东按察使,湖南布政使等,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。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。善楷书,取径欧阳询及苏轼,得力于北魏碑。他还是诗坛“同光体”倡导者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
在继承传统与开创自我的这一对艺术矛盾上,郑孝胥在书法创作中,有非凡的能耐和超强的胆略与智慧,深得“传统”之法,并且更加注重精神状态的释放,是个人感情的流露。他曾在一首《题董玄宰字卷》诗中言:“何当掷笔院天际,胸无古人任自为。”这体现了作为诗人的豪迈和作为书家的自信,在悠闲放松的文人心态下写作品,郑氏这种创作心态和状态值得我们去深深品味和思索。然而郑孝胥书法作品雄强豪放,具有自己的风貌,在民国书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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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人格上却与他截然相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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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现在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“交通银行”四字,就是出自郑孝胥笔下,当时他的润笔是4000两白银。“交通银行”四字,笔法开张、骨力清奇。这个老照牌字能留下来,也是有它的道理的。

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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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早期书法擅于楷书,取经欧阳询及苏轼。晚年转向碑学,以六朝为始,上窥三代,下探唐宋,将碑帖揉合交融,重神理气韵,讲笔墨内涵,他的笔力很坚挺,并参以张裕钊之法,形成一种清刚、遒劲、凝炼的风格。晚年在仕途上走上了不归路,导致他的艺术地位与艺术成就的不对称。

如果他不当伪满洲国总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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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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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没有夸张的耸肩翻毫之习气,其线条的坚挺、笔墨的奔放、气息的古拙、格局的大气无不透露出“翰逸神飞,立异标新”的意境。沙孟海先生就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中在评论郑孝胥书法:“可以矫正赵之谦的飘泛,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的弊端的,只有郑孝胥了。他的早年是写颜字出身的,晚年才写六朝字,他的笔力很坚挺,有一种清刚之气……”这可看出对郑氏书法评论氏极高的,而何应辉在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》认为郑氏书法是“博大而超逸”的。

郑孝胥与溥仪摄于伪满时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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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自他的手笔,沿用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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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不仅书法有研究,在古诗体上也是有研究的。在清末民初郑氏与陈衍是闽派诗的首领,誉为是“同光体”,其诗于书法一样,都是有一定地位的。比如民国时目录学家汪辟疆曾著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,将郑孝胥比作“天是星玉麒麟卢俊义”,把其排在了“第二把交椅”之上。其诗的特点为:“意度简穆,韵味淡远,造语生峭,清言见骨”。如“乱峰出没争初日,残雪高低带数州”这出自于其代表作《海藏楼杂诗》。现存郑孝胥遗有《郑孝胥口记》和《海藏楼诗集》,(“海藏楼”是民初时他栖隐上海的书斋,取苏东坡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’的诗句,自题书斋为海藏楼。)两大巨著都非常的“海量”,这对研究其人其诗以及其身边的人事均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
古来佞人中不乏才艺高超者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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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6

在晚清,郑孝胥属于新派人物。他曾在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;立宪运动时期,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,要求清廷速开国会,实行君主立宪;他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、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。

   
近现代两大书法家,有北于南郑之说,于为于右任,郑为郑孝胥。郑孝胥在书法上,篆隶楷行俱能,由擅于楷书,取经欧阳询及苏轼,而得力于北魏碑版,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。郑氏曾说过:“今楷源于隶书,有志书学者,通乎隶,可悟四体相通之妙”。由此可见郑氏主张作书“楷隶相参”,他的隶书得于《张迁碑》、《西狭颂》等,参以楷书的方峻用笔,也受清代何绍基(晚清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)的影响,书法有种朴厚又带些迟涩感。郑孝胥无论楷书还是隶书,皆从何绍基处多有借鉴,他曾有诗赞日:“目中有蚝史,他书不能观。”这体现出他对何绍基书法的钦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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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的郑孝胥初学唐宋诸家,楷书尽得颜柳苏黄之规矩整伤,有一种清刚之气。晚年转向碑学,以六朝为始,上窥三代,下探唐宋,将碑帖揉合交融,重神理气韵,讲笔墨内涵,他的笔力很坚挺,并参以张裕钊之法,形成一种清刚、遒劲、凝炼的风格。这时郑氏的行楷书形成自我独特的风格,其很注意笔划间的轻重对比,落笔轻快,收笔重按,结字狭长,上紧收而下舒展。尤其是横画的转折和带有弧度隶意的捺脚很有趣,成一弯曲笔,已成明显的郑氏招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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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3

郑孝胥不仅工诗,而且善书,书名极大。他善长楷书、隶书,学颜真卿、欧阳询,受益于北魏碑版,其作品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,开创了潇洒俊逸、凌厉干练的独特风格。他的行楷不仅流畅飞动,而且劲道十足,这是历代书法家都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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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交通银行” 题字,沿用至今

   
后面在仕途走上不归路从他的家族成员的镜子中找到一点影子,或许离不开其家族的熏陶,尤其是叔祖郑世恭、父亲郑守廉、舅父林葵的影响。而三人在仕途上的偃蹇坎坷,无疑也对郑孝胥的心灵产生极大的刺激,以致后来的他此后热中于功名仕进,最终陷入泥潭不能自拔,沦为历史的罪人。

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,他不问政事,以遗老自居,寓居海上,鬻字为生。他看着袁世凯一生众叛亲离、郁郁而亡;也目睹了张勋的复辟丑剧……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,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:“余与民国乃敌国也。”这或许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。

   
辛亥革命后,以清朝遗老蛰居于沪上的郑孝胥,组成“丽泽文社”,与遗老们诗书唱和,以文会友。在写书自给的同时,还创办了“有恒心字社”,课徒教字,过着优哉游哉的名士生活。那时的郑孝胥年书所得润资多则可达一万二千元,在《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》一书中就有写到,那时郑氏的四尺五尺对联,润格也仅为四元和六元之间,若每月要有千元的收入,可见求书者的数量之大。其实郑孝胥的书法少年时即享誉闽中。他二十二岁乡试中举,而且是考了个榜首(即解元),这还是有一定实力的。那年同榜为福建壬午科(一八八二年)举人的还有林琴南、陈石遗等,后均为一时名流。

着名书法家沙孟海对郑孝胥评价很高:“他的作品,既有精悍之色,又有松秀之趣,活象他的诗,于冲夷之中,带有激宕之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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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出生于苏州胥门,故名孝胥,字苏戡。他祖上世代都是读书人。据统计,自郑孝胥的曾祖父郑鹏程开始,郑家四代之内有十个举人,其中五个成为进士,更有三个被皇帝钦点为翰林。郑孝胥受家学影响,22岁时便高中福建省乡试解元。后入仕途,官运亨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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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靠日本 晚节不保

世代书香 诗创“同光体”

“交通银行”这四个字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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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诗坛,“同光体”大行其道,郑孝胥便是其中之执牛耳者。“同光”指清代“同治”、“光绪”两个年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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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摄于广西龙州,时任边防督办,1904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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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·一八事变后,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。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,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,并获得了“建国功劳金”30万元。同年9月,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,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。1934年溥仪称帝后,任国务总理大臣,于1935年5月21日被革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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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书法作品欣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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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可惜郑孝胥晚节不保,投敌做了汉奸,他的书法作品因他人生的污点而遇冷,不仅市场价格大幅贬值,其艺术价值也被大大贬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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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该家喻户晓,流芳书坛。

郑孝胥写诗特点是意度简穆,韵味淡远,造语生峭,往往清言见骨。这在当时有很广的影响。一向自视甚高的晚清大吏张之洞,也叹服郑诗“自明以来皆不能及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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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郑孝胥入故宫为溥仪讲《资治通鉴》。1924年北京政变后,协助溥仪出逃。大约在此时,他跟溥仪提出了着名的政治预言“三共论”:“大清亡于共和,共和将亡于共产,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。”

光绪12年郑孝胥在北京时,与陈衍标榜“同光体”之名,宣称指“同、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”,随着后期大批文人的追捧,“同光体”逐渐成为一种成型的诗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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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孝胥诗集《海藏楼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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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,前排左三为郑孝胥,1906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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